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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码开奖结果劳动的“媒介化”与媒介的“劳

发布时间: 2019-11-15

  以后福特主义的弹性积累策略为背景,一部分劳动由公司被转移至整个社会进行,并由此显著改变工作与休闲、职业与业余人士之间的关系。随着日常生活被媒介技术整合进资讯化资本主义中去,数位媒介的用户亦被卷入到数位媒体价值链中,服务于生产、消费和市场等多个环节……

  论文摘要:当前,数位劳动研究領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对象溢出了最初的新媒体平台的产消合一者与玩工,学者们开始关注网路零工、受技术宰制的传统雇佣关系之内的脑力劳动者,甚至将开采电子产品元件原料和生产这些产品的体力劳动者亦纳入其中。本文作为数位劳动领域的理论探讨,首要任务是爬梳与展示数位劳动领域的前沿成果。其次,更兼具一定的问题意识,本文希望回答,作为分析范畴本身的「数位劳动」区别于「知识劳动」、「脑力劳动」、「非物质劳动」等纷杂概念的核心关键究竟在哪里?其哲学基础之于其他概念是否具有典范意义上的创新?「数位劳动」研究如何与传播研究的其他最新成果展开对话?本文提出:数位劳动实际上是以劳动的「媒介化」与媒介的「劳动化」两条并行不悖的路径渗透到当下人类的社会之中。最后,文章讨论了争取非异化劳动之可能的路径。

  以后福特主义的弹性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策略为背景,一部分劳动由公司被转移至整个社会进行,并由此显著改变工作与休闲、职业与业余人士之间的关系(Manovich, 2001)。随着日常生活被媒介技术整合进资讯化资本主义(informational capitalism)中去,数位媒介的用户亦被卷入到数位媒体价值链中,服务于生产、消费和市场等多个环节,正如 Castells(1996/夏铸九、王志弘等译,2000,页 26)所说,「新资讯技术正以全球的工具性网路整合世界」。

  在传播与劳动研究领域,Terranova(2000)较早地开展了数位劳动的理论化工作,她指出:网路用户组成了一类被资本剥削的无偿劳工「网奴」,用户在将网路视為娱乐和社交的游乐场时,还扮演着另一种角色,其数位劳动(流览网页、聊天、评论、网站设计、软体设计等行为)实际上属于「免费劳动」(free labor),这种免费劳动是一种被当成生产性活动的知识性消费行为,助力资本积累的过程,但同时又被无偿占有。Terranova(2000, p. 33-38)进而认为,数位劳动实际上是「资本尝试从知识、文化和情感(affect)中创造货币价值之经济试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投入情感和收获满足为特征的网上免费劳动正是「数位经济创造价值的基础」。

  沿着这一思路,Fuchs(2009, p. 82)发现,在 Web 2.0 时代,用户成为「产消者商品」(prosumer commodity),不仅消费内容,更生产内容。他们每日无偿贡献着自己的创意活动,传播资讯,建构社区。在网路时代,「对阅听人参与的商品化比在其他大众传媒上更容易实现」(Fuchs, 2009, p. 84)。产消合一者取代单纯观看的阅听人成为新的商品,这同时意味着除注意力之外的人类创造力也彻底被商品化,网路既是机器,又是媒介,是生产与消费资讯的工具。

  可以发现:「数位劳动」这一论述最初被批判学者用以突显资讯传播产业对网路用户的劳动剥削。换句话说,数位劳动指的是网路空间中的「虚拟工作」。然而此后,这一概念便溢出了这个范围,开始涉及网路零工(姚建华,2018)、受技术宰制的传统雇佣关系之内的脑力劳动者,如新闻记者(Garca-Avils, Len, Sanders & Harrison, 2004)、呼叫中心的劳工(Brophy, 2010)、甚至将开采电子产品元件原料和生产这些产品的体力劳动者亦纳入其中(邱林川,2014)。Fuchs(2014)对此概念进行了拓展,他认为数位劳动涵盖了工业、服务业、资讯等诸多领域,包括非洲矿工奴隶般的劳动、中国富士康工人的劳动、印度软体业中的劳动、硅谷硬体装配工的劳动、谷歌工程师的贵族式劳动、呼叫中心的泰罗制工作、主妇式的服务性劳动以及社交媒体产消合一者的劳动等。

  恰恰是上述拓展,带来了不少问题。比如,数位劳动作为学术概念和分析范畴,其边界的扩展不但触及依然具有阐释力的「知识劳动」,而且还触及更为宽泛和大众化的「脑力劳动」,抽象层次更高的「非物质劳动」(Lazzarato, 1996)等。所以数位劳动可以完全取代或包含这些概念吗?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还是截然分立的呢?如果「数位劳动」作为一种学术分析工具,不能对其解释对象拥有排他性和独占的阐释优势,同时传统的概念对新现象并未丧失其解释力(比如使用「数位化的知识劳动」亦能进行理论分析),那么其存在的合理性就不那么充分了。

  与Fuchs 相反,一些学者认为,「知识劳工宽泛的定义可以是参与生产、加工和传播资讯的所有劳动力」,可以是直接操纵符号来生产原创知识产品的个体,也可以是图书馆员、包括服务公司的员工,甚至是装配电脑线路和元件的劳工都是知识劳工(McKercher & Mosco, 2008/曹晋、罗线)。依循此一逻辑,似乎数位劳动又从属于知识劳动,用知识劳动去统摄前者似乎也毫无问题,何况,连 Terranova 也认为,因为是无偿提供的劳动,数位劳动其实是更为贬值的知识劳动。那么,究竟谁是正确的呢?

  本文作为数位劳动领域的理论探讨,首要任务是爬梳与展示数位劳动领域的前沿成果。其次,更兼具一定的问题意识,本文希望回答,作为分析范畴本身的「数位劳动」区别于「知识劳动」、「脑力劳动」、「非物质劳动」等纷杂概念的核心关键究竟在哪里?其哲学基础之于其他概念是否具有典范意义上的创新?「数位劳动」研究如何与传播研究的其他最新成果(如媒介化理论)展开对话?本文认為:根据邱林川(2009,页 135)提出的「网路化劳工」与「网路即劳工」的两条脉络,数位劳动实际上是以劳动的「媒介化」与媒介的「劳动化」两条并行不悖的路径渗透到当下的人类社会之中。最后,文章讨论了争取非异化劳动之可能的路径。

  当前传播研究中关于劳动问题的概念混乱,在前文中已有体现,实际情况则远非如此简单,许多研究所使用之概念皆有交叉关系,并且针对同一现象,研究者往往各自持有不同且不具备排他性的分析工具。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将所有概念都追根溯源,此处仅以知识劳工与数位劳工的关系為例展开讨论。

  首先,理论层面的混乱。如 Sandoval(2013)认为,数位劳工应包括将资讯 与传播技术(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ICTs)、数位技术作为生产资料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数位劳工研究不仅应聚焦于对工程师、设计师或是媒体从业人员的工作和日常生活,而且也不能忽视工厂中生产科技产品的产业工人。因此,在她看来,数位劳工研究应扩大其研究外延,而非使用强化脑体之分的「非物质劳动」概念。但梁萌(2014)则反过来认为,当前的情况是由于网路技术的发展,导致知识劳工概念本身的模糊与外延庞大,知识劳工既包含了传统行业的白领精英,又囊括了资讯产业中的新型知识工作者。这一论述的著力点与 Sandoval 完全相反,在理论上形成了数位劳工与知识劳工到底是谁包含谁的僵局。

  其次,经验研究中的混乱。大量扎实的实证研究关注了不同行业中受到数位技术影响的劳动者,但在概念选择上却未经讨论地使用某一种既定理论。比如,胡綺珍(2009)将字幕组的劳动理解为非物质劳动与免费劳动,显然是在 Terranova 的数位劳动的脉络之中,而曹晋与张楠华(2012)的研究则将从事字幕组这种弹性兴趣劳动的人称为知识劳工,显然坚持的仍然是资讯社会理论中知识劳动的认识论。那么,翻译字幕究竟是数位劳动还是知识劳动呢?再如,因为自觉自愿地以廉价甚至免费的劳动成果参与「群众外包」(crowdsourcing)新闻生产,「公民记者」在吴鼎铭(2015a)的研究中被称为数位劳工,而在建制化媒体中遭遇新贫问题的网路编辑则依然是知识劳工(曹晋、许秀云,2014)。很明显,网路编辑这一职业本身是「数位化」的,而公民记者的劳动也不可能离开大脑中储备的知识,那么网路编辑也应当是数位劳工,而公民记者同样不能被排除出知识劳工的范围。又如,为网路平台供稿和为传统报纸供稿的自由撰稿人并不能被截然地分为数位劳工和知识劳工,后者如今也使用电脑进行写作。

  最后,概念混乱还表现在行文之中「数位劳工」和「知识劳工」这两个词同时出现。贾南(2015 年 12 月,页 60-69)在分析「网红经济」时,以「社交媒体的赋权与数位劳工」为分析切入点,然而接下来使用的却是 Mosco 的知识劳工论述,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生产网路文化资讯的知识劳工能动性的提高是一种赋权的体现」。他在阐述的过程中,虽有提及 Dyer-Witheford(2015)的数位劳工理论,但并未辨析与比较「数位劳工」和「知识劳工」二者之间的差异,浑然不觉地将它们直接混用在一起。

  如前所述,如果一个学术概念没有清晰的「问题域」和边界,无法很好地将其研究对象囊括在内,也无法对其他竞争性概念形成排他性的优势,那么其作为一种理论工具是否成立就值得推敲了。何况,除了前文提及的「脑力劳动」与「非物质劳动」,在传播劳动的研究领域内,还有诸多纷杂的具体概念同时存在,如 Huws(2003)的「高科技无产者 」 和 「 创 意 劳 工 」 、 Castells 的 「 自 我 程 式 控 制 劳 工 」 ( self-programmable labor)(1996/夏铸九、王志弘等译,2000)、邱林川(2009 )的「网路劳工」与「灰领」等。杨杰、凌文辁与方俐洛(2004)调查发现:在中国人的判断中,知识工作者、脑力劳动者、知识份子、白领工人等这些看似无甚差别的概念尚且不是一回事,彼此之间存在细微差异,若要确定某一概念与其他概念之间清晰的界限究竟在哪里,难度极大。因此,本文认为,继续陷在概念之林中,纠缠于「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文字游戏,是很难为数位劳工确立概念之主体位置的,以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传播劳动研究需要与传播学中的其他脉络和路径展开对话。

  近年来,吸取了 Castells 所定义的「资讯化社会」(informational society)与 Simmel 的形式社会学(formal sociology)两大理论资源,欧洲传播研究经历了一轮「媒介化转向」,并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媒介化研究学派」(戴宇辰,2016,页 47-57)。其核心问题意识在于,媒介作为一种制度化要素开始独立作用于社会文化变革,资讯传递的中介物不再是完全「中空」的管道,开始逐渐地「影响」乃至「控制」社会形态的形构过程。在此过程中,「技术」不再是功能主义传播研究中被置于中立位置的工具,而是成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节点。进而,当媒介逐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也开始依据当前媒介与传播手段来重新组织其关联方式。按照 Couldry(2008)等人的理解,现在是媒介在引发其他社会场域中特定制度化实践的重塑。媒介化作为一种元过程(meta-process),与个人化、全球化、商业化等过程一起成为推动当代政治、社会、文化以及其他生活领域变革的根本驱动力(Krotz, 2008)。

  眼下,媒介化研究方兴未艾,如媒介化政治。黄旦( 2016,页22)对 1903 年的《苏报》实践进行了研究,提出「『媒介化政治』包括媒介在政治沟通中的中介作用,又着意媒介自身逻辑是如何改变并形塑政治的」。而唐士哲(2014)直指当代媒介化政治研究多数的重点在于关切媒介对于政治过程的扭曲效应,比如政治的运作过程必须仰赖更多商业行销的手段,试图截取选民愈来愈涣散的议题关注力以及政治认同。周翔与李镓(2017)也认为,在媒介化政治中,政治力量通过设计渲染事件,以戏剧化的故事进行呈现,运用现代化的传媒手段,将社会情绪与政治议题「打包」揉合到资讯传递中去。此外,学者们还聚焦了音乐的媒介化(Auslander, 1999)、游戏的媒介化(Schulz, 2004)、文学 的 媒 介 化 ( 蒙 冬 英 , 2017 ) 、 社 会 运 动 的 媒 介 化 ( Gamson & Wolfsfeld, 1993),甚至战争的媒介化,如军队安排随营记者(Cottle, 2006)等。

  遗憾的是,丰富多彩的媒介化研究似乎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维度劳动的媒介化。媒介化理论家 Hjarvard(2004, p. 48)强调:「媒介化是这样一种发展进程,社会或文化活动(诸如工作、休闲、游戏等)中的核心要素采取了媒介的形式」。在这里,他提及了「工作」,但其后的诸多研究却绕开了这一重要议题,似乎劳动与媒介是两条「平行线」。如果我们认同 Livingstone(2009, p. 1)的观点,「如今是所有事物都媒介化了的时代」,那么当我们在探究媒介对于既有建制化权力过程的影响时,没有理由忽视「劳动」这一人类赖以存续与发展的最基本实践,「劳动」可以说是当前媒介化研究的空白和盲点。

  与此同时,媒介化理论也恰能构成数位劳动研究得以成立的自洽性基础,改变当前数位劳动研究的「媒介学无意识」(陈卫星、雷吉斯‧德佈雷,2015,页 103)。以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为主要理论武器的数位劳动研究,揭示了数位劳工「不幸」的境遇:他们收入微薄、工作不稳定、缺乏训练和技能(Dyer-Witheford, 1999),他们成为高压和监视下的生产线工人,被剥夺了休息时间与私人空间,并遭受精神与体力的双重压力,他们上至自喻為白领的精英阶层,下至尚未走出校园的媒体公司免费实习生(Mayer & Horner, 2015),他们的弹性兴趣劳动被无偿占有和商品化(曹晋、张楠华,2012)。诚然,这些成果十分重要,然而学者们在进行归因的过程中,却将造成这些问题的「元凶」抽象化为轮廓模糊的「资本」。现在的问题是:难道「资本」是「赤手空拳」地造成了数位劳工目前的困窘吗?恐怕不是,这一切与 19 世纪血汗工厂中「面对面」发生的资本家对劳工的压迫(当然,肉身在场的劳动压迫如今依然没有绝迹,如存在於富士康企业中的辱骂、体罚、关禁闭)看似具有延续性,实际上其实现方式上已经发生了某种重要的变化劳动控制如今也被媒介技术所「中介」化了。最明显的莫过于 ICTs 在有偿劳动领域的应用使工作强度在不知不觉中变大(Manzerolle, 2010),它使得马克思(Karl Marx, 186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2004)所言的产生剩余价值的工人之间的「协作」效率更高,但最终成果仍然为资本所截获。再如工作场所中无所不在的监控设备等,本文将在下一部分予以展开。Couldry(2006, p. 47)的提醒极为重 要 ,「 我 们 需 要 探 索 是 否 有 特 定 的 『 行 动 的 场 域 』 ( fields of action),因为媒介而展开或者关闭」。当然,并不是说当前的数位劳动研究不关注技术,只是众多研究将网路及数位技术的普及当成一种背景,以此作为不需要加以讨论的先验性前提展开后续的论述,得出的结论无外乎资本直接造成了所有的后果,然而媒介技术对劳动过程的重构需要更深层次的理解与考察,亟待打破「思维主体在上,物质客体在下」的二元论,强调思维主体和物质客体的平等关系(陈卫星、雷吉斯‧德佈雷,2015,页 102)。毕竟,资本单靠主观的剥削意愿,香港码开奖结果!是无法造成当下的全部后果的。

  因此,本文认为,媒介化理论与数位劳动研究之间可以产生非常有价值的理论对话:前者的研究仍存在重要缺憾没有关注媒介化过程对当代劳动的重塑意义,以及它是如何与政经权力构连( articulating)的;而后者完全可以将媒介化理论作為自身区别于知识劳动、非物质劳动、脑力劳动等概念的立身之本。即数位劳动作为学术概念和分析范畴的主体性,在于探讨传播新科技如何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既嵌入于既有的社会场域中,又以自己的逻辑重塑与劳动相关的政治经济环境、劳动过程、劳动控制、生产政体、雇佣模式,甚至劳动者的意识形态。

  陈卫星(2016,页 114)论述道:「从重新塑造社会生态和产业结构开始,当今时代的新媒体正在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进行全面介入」。围绕数位媒介所依托的中介物和载体所产生的新的组织性和结构性实践,已经按照媒介逻辑重新结构化或正在结构化生产关系(Altheide & Snow, 1979)。邱林川(2009)提出「网路化劳工」,也就是指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过程随资讯技术普及和全球化程度的提高,而被日益网路化,这里的「网路」是指新的生产工具。

  以媒介产业為例,大量的经验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点。Garca-Avils 等学者(2004)对新闻编辑室的研究发现,随着数位化新闻运作方式的普及,新闻工作线 小时不间断的劳动,固定的截稿时间不复存在,记者疲于奔命,随时接到任务,随时采、写、编、发,致使「创造性」的能力被机械「操作性」的能力所取代。同时,专业主义精神与技术角色的界限被模糊,工作与休假、办公室与家庭之间的界限也被消泯。曹晋与许秀云(2014,页 98)则调查了网站编辑群体,在其考察的网站,89% 的编辑表示曾将工作带回家进行。她们认为工作时间的弹性反映在工作时间的免费延伸以及工作对于家庭生活的侵占。在传播新科技的助力下,市场逻辑如虎添翼,延伸到生活中的各个空间中,并且俘获了家庭,「而唯一的获益方仍是雇主,因為他们不需要为编辑在家中的工作时间支付工资」。周鹏(2017,页 18-19)发现新技术全面渗透到新闻劳动之中的结果是使新闻记者沦为技术的奴隶。这表现在,一方面,新闻劳动被行动网路「异化」成无时间、无空间限制的生产活动,无限增加了新闻记者的劳动强度;另一方面,雇主高举「数位汇流」的大旗,最终的负担实际上亦落到新闻记者身上,数位汇流不仅是媒介的汇流,更是记者本身的各种新媒介技能的汇流。以往是多部门和多人协作的任务,现在一个人就能完成,文字记者需要承担写稿、摄影、出镜、运营新媒体平台等诸多不同的工作,成为「气喘吁吁的全媒体记者」(陈国权,2011,页 52)。陈甜甜(2018,页 40)通过研究游戏产业的美术工作者发现,「新技术的不断发展重新界定着劳动过程,并因此界定着劳动者的职业结构,适应性和多技能成为对劳动者的内在要求」。具体而言,游戏产业的美术工作者在学习新的绘图软体同时,又在重复著大量程式化、生产线化的工作,工作的艺术性和创意性被不断牺牲,时刻处于过度的身体劳累与去技能化(deskilled)的危险之中。除此之外,Mayer(2011)通过在美国、巴西等国家和地区大量的民族志研究,揭示出新电视经济中内容的主要生产者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专业导演或团队,而是大量非专业,但颇具创造性的个体,如DIY 摄影师、真人秀节目制作人等。一方面,他们从事着大量「隐形的劳动」(invisible work),即他们的劳动不是被低估,就是被视而不见,因此他们缺乏必要的劳动保障且工作日趋弹性化。另一方面,他们的劳动成果和专业人员的劳动成果一样都进入商品流通体系,为资本积累做出同样的贡献,同时加速资本在全球电视行业内的扩张。

  Kelly 断言:「新经济是关于通讯的所有改革都起源于我们正在进行的通讯革命它在文化、技术和观念上震撼着我们生活的根基」(Kelly, 1999/萧华敬、任平译,2000,页 7)。Meyrowitz 也颇具启发性地告诉我们,「电子媒介跨越了以物质场所为基础的场景界限和定义」(Meyrowitz, 1985/肖志军译,2002,页 34)。也即,家中的房屋再也不是将个体与社会完全隔离开来的有效屏障,网路重新组合了人们的社交环境,融合了以往不同的公共场景,模糊了私下和公开行为的分界线,削弱了有形地点与曾经在该地点上演的行为之间密切的联系,并由此改变了人们对于什么是「恰当行為」观念的转变。在数位劳动中,「办公室」这一地点借助媒介技术,彻底成为「流动的」空间。

  另一方面,媒介技术无远弗届的神奇力量不仅消灭了空间,也消灭了时间。Mumford 在〈修道院与钟表〉一节中认为,「是钟表,而不是蒸汽机才是现代工业时代最关键、最核心的机器」。因为它不仅能够计时,更是协调人类活动、整合人类行为的工具。有了时钟和抽象的时间(小时、分钟、秒),修道院的那种井井有条,有节奏和有规律的祈祷、劳动、学习、休息才成为可能,守时才成为人们的「第二天性」(second nature;Mumford, 1986/宋俊岭译,2010,页 424-429)。但技术进步有时并不一定沿着同一方向来改变社会秩序,Johnson(2014)就发现:人工照明的进步产生了一个意外后果自然睡眠被挤压。媒介技术亦如此,它打破了旧的时间观和规律的生活节奏,逆转了钟表分割时间的作用,使得时间亦「流动」与再次「混沌」了起来。不管劳动者现在应该处于什么样的私人时间,如假期、睡眠等,只要是电话与网路能够通达之处,雇主便可以吸纳这种时间「为我所用」,致使以往依靠钟表确定的上班/下班时间没有了清晰的边界,这才令非生产时间在资本面前荡然无存,时间继而也被消灭了。此外,「效率第一」、「企业优先」这些话语和工作伦理还作为媒介逻辑的产物,被内化为人们的内在价值观。在这种时空皆为媒介技术所重新规划的情况下,劳动者不断面临弹性的日程,陷入时刻保持待命的工作状态和「劳动权困境」(夏倩芳、李婧,2017,页 43-55),人人都有享受休息和休假的权利(包括劳动者合理地限制工作时间,雇主定期为劳动者提供带薪休假)这一人类通过斗争获取的成果已然岌岌可危。正如马克思(186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2004,页 427)曾发问:「一切已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实际情况是,「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非但没有缩短劳动时间和减小劳动强度,反而最终把工人的劳动强度增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王行坤,2018,页97)。因此,Wajcman(2015)提出了「时间紧迫悖论」(time pressure paradox),人们即使处于休假中,也会时刻担心工作任务的袭来,因为休假已经因为时空的分离而被媒介技术所消灭。凯恩斯所预测的技术进步将使工作时间越来越短,人们有望从生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日渐渺茫(王行坤,2018)。因此,媒介不仅是技术和文化体系,还是一种历史结构,它提示我们关注新媒体与社会生产力升级换代的关系(陈卫星,2016)。

  媒介技术只是重塑了脑力劳动的劳动过程吗?似乎没有那么简单。Debray 提出了「媒介域」(mdiasphres)的概念,旨在说明传递技术及其制度支配如何作用于社会秩序的确立和改变( Debray, 2000, pp.229-230;转引自陈卫星,2015)。在 Kelly(1999/萧华敬、任平译,2000)那里,网路技术的行为模式更像「生物」而不是「机器」,随着技术稳定发展到通讯网路和交通网络时期,技术已经完全淹没了社会领域,其逻辑已经接管了物质世界,所有物体和交易都将受到网路逻辑的支配。Castells(1996/夏铸九、王志弘等译,2000,页 190-191)就注意到网路带来的「最为广泛的组织演变趋势」是从「批量生产」到「弹性生产」、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的转型,基于机械化和装配线的大规模生产和基于垂直整合与制度化分工的大企业已经受到「弹性生产系统」和「弹性积累」的挑战。以风头正劲的共享经济为例,根据《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8)》显示,2017 年,中国大陆在网路平台上提供服务的人数约为7000万人,比上年增长 1000 万人,共享经济就业已经占到中国大陆城镇新增就业总量的 10%(杨伟国、王琦,2018,页 79)。可以说,媒介技术直接催生了新的劳动领域、生产方式和劳工组织形态(詹婧、王艺、孟续铎,2018)。然而,共享经济真的意味著自由和解放吗?纪雯雯与赖德胜(2016)指出,网路平台就业以更加灵活和多元的方式重塑了劳动关係,企业以提供「资讯服务」为名,吸纳劳动者碎片化的时间和资源,诱使其参与不签订劳动合同的、难以认定为劳动关系的兼职活动,挑战了劳资关系的相关性认定,动摇了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性。以网路为技术依托的共享经济冲击了以终身雇佣制为特征的稳定雇佣关系形态,将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得以有效联结,实际上是一种「企业+平台+个人」的更富轻便化的新型灵活雇佣关系,袁文全与徐新鹏(2018)认为:

  这种雇佣关系形式上有别于当前劳动法律意义上的劳动,实质上具有以民事关系掩盖雇佣关系、以非标准劳动关系掩盖标准劳动关系的隐蔽性巧妙地绕过为员工提供安全卫生的工作环境、缴纳社会保险、提供劳动工具及保障劳动条件等法律规定动作,对员工实现「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理想管理状态(页 119-130)。

  如今,公司成为一种「液态」的存在,通过极精瘦的管理模式和彻底的「群众外包」,企业将核心数据加工以外的劳动持续推向外部劳动力市场,实际上造成劳动者议价能力和劳动保障水准的降低。非但如此,网约车司机还要自己承担汽车的燃料、维护和保险之类的费用,Airbnb 房主需要自己来进行清洁打扫。以「弹性生产」为特征的平台则顺利地实现成本转嫁,规避了倚靠「批量生产」的传统计程车业、酒店业需要雇佣管理人员、接线人员、清扫人员、安保人员,依法支付其报酬,缴纳社会保险,保障其劳动权益的成本,无偿征纳司机和房主的这一部分额外劳动,并从收入中抽取服务费。

  此外,共享经济实际上加强了劳动者对于媒介技术及其拥有者的依赖性与从属性,劳动者并不能控制自己的工作,「集中体现在他们不具有自行联系客户和定价的权利;一经注册成为平台用户,则必须全盘接受平台所制定的规则」(杨伟国、王琦,2018,页 79)。平台亦介入或控制劳动者的劳动过程,把控其工作品质,评估绩效并执行优胜劣汰机制(Acevedo, 2016)。还是以网约车平台为例,「每一次运营的发生都被隔绝在资讯技术的帷幕之外,演算法越精密、越复杂,司机就越难以理解这个过程,而只能被动接受抢单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不确定的路程、用时、客户等)」(杜鹃、张锋、刘上、裴逸礼, 2018,页47)。梁萌(2017)通过研究网路技术影响下的家政工,发现了「弱契约+强控制」的用工模式平台弱化对劳动者的保护,而与消费者联手增强劳动控制。平台一方面以「轻资产战略」(本身不雇佣任何人员,不需要租用任何职业介绍场所)延续了家政工「弱契约」的劳动关系,以临时的、非正式的劳动关系(包括兼职、劳务派遣、平台合作)来雇佣家政工,另一方面则利用 GPS 定位技术来监控家政工的服务地点,进一步加强对她们劳动纪律的管理,用户回馈和评价机制也从过去保姆介绍所中的口耳相传转变为即时和平台保持回馈和互动,劳动者处于企业和用户共同构筑的「强控制」管理网路之中。来自澳洲的研究也显示,在数位平台实施的结构性宰制中,搜集和传播评价员工的资讯往往是单边的(Flanagan, 2019)。就家政工平台而言,它们中的大多数只提供雇主对于家政工的评价,不会给家政工机会去反驳差评或者详细讲述自己遭遇的虐待、歧视、不安全的工作条件、不合理的要求或赖帐等情况。在网路平台上,家政工的可替代性大幅提高,快速更替和流转的零工家政人员缺乏长期的职业发展轨道。

  实际上,这些劳动者通过网路平台从事的依然还是非常传统的服务,但媒介技术这只「新瓶」却使他们处于「全天候工作模式」之下,加大了从业者的职业疲劳感,降低了他们的劳动自主性。媒介技术从人类手中的工具最终异化为反噬劳动者的「生物」(詹婧、王艺、孟续铎,2018,页 143)。更重要的是,它与弹性积累策略无缝对接在一起,为形成新的市场组织形态和组织分工提供了崭新的技术手段,实现了生产组织方式的重大变革,瓦解了工业时代稳定雇佣关系和劳工保护政策的制度性基础,使现有法律规范落后于现实,而这些由劳动的媒介化所带来的重大挑战,反映了「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技术本身制造了更多问题」(刘丹凌、赵娟娟,2014,页 102)这一意外的后果。

  完成上述分析后,依然还存在一个问题,即如何安放初级产业与制造业的劳动?开采电子产品元件原料和生产这些产品的体力劳动者本身可能既没有被媒介化(依然使用原始工具或进行手工操作),劳资双方也没有被数位平台所中介,如果仅根据最终产品形式(如苹果手机),就将初级产业与制造业的劳动者纳入数位劳工的范畴,似乎站不住脚。他们与生产服装、玩具等日用品的劳工可能并无本质不同,我们并不会将后者称作服装劳工或玩具劳工,并对二者进行专门区分。

  虽然媒介化在中程(冲击现有法律制度,形成新型雇佣关係)和微观层面(将劳动延伸至家庭空间与 24 小时)的体现较為容易把握,上文对此进行了全面的阐释,但它作为一种元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宏大层面(wide-range)的概念(周翔、李镓,2017)。在数位化生存成為一种宏观语境的背景下,学者们往往忽略了一点,即数位化的生活环境和交往不等于「非物质化」,它是建立在物质性的基础设施和设备之上的,如同「云」并不是真的无根,它所依赖的数据中心是建立在温度合适、水源丰富的自然环境之中的,涉及到真真切切的土地和资源问题(Mosco, 2014)。既然数位生存环境本身是「物质化」的,那么就离不开建造这些物质基础设施的初级产业与制造业的劳动,不管是挖掘矿产、铺设光纤还是组装手机,均是「将人连为一体」的「宏观媒介化」过程的组成部分。

  更何况,这种「宏观媒介化」的过程实际上与当代资本主义积累难分彼此。Schiller(2005)就指出,日新月异的数位科技与快速崛起的中国是「数位资本主义」两个增长极(growth pole)。邱林川(2014,页120)以此为引,认为应该「把富士康置为全球体系进入以数位媒体为基础的积累阶段这一更大空间范围内进行考量」。他将制造电子产品的和后文将要提到的玩电子产品的两类人都称作「i 奴」,犀利地指出电子制造业中的残酷剥削甚至已经「返祖」(atavism)回到了奴隶制时代。本文认为,正是在人类的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劳动生产过程都全面数位化的条件之下,电脑和手机等电子产品才成为「个人化的基础设施」和「刚性需求」。资本难以遏制增殖的冲动,通过缩短产品周期,增加易耗性,不断推陈出新,并借助广告和新品发布会等手段来营造「更换而非维修」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消费者(不知情或知情但不作为)与资本合谋,实际上也从客观上造成了「i 奴」的悲惨境况。因此,数位劳工这一概念的确能够将初级产业与制造业的劳动者纳入分析的视野。

  在考察了劳动的媒介化过程之后,本节我们将回归数位劳工理论的本源,来探讨网路用户所贡献的免费的生产性消费活动。网路用户作为数位劳工研究最初的分析对象,在理论上不会遇到上述概念界定的困境,顺理成章地完全包裹于清晰的问题域之中,近年来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Toffler(1980)较早提出了「产消合一」(prosumption)的概念,预言了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界限日趋模糊。Fuchs(2009)认为,媒介阅听人经由互动技术被引入资讯生产过程,贡献免费的劳动,其休闲时间被转化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时间,成为媒介资本增殖和价值生产的源泉。邱林川(2009,页 135)用「网路即劳工」来概括这一现象,其核心是媒介「把非物质劳动集腋成裘,再转化为资本积累的生产活动」。媒介由此呈现「劳动化」的特征,资本将网路用户的技术使用、资讯接收、社交关系、休闲娱乐等传播行为进行劳动化与商品化,从而吸纳其成为「数位劳工」。Fuchs(2011)将「產消合一者」的劳动价值实现方式分為两种:海量的用户生成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与用户数据,后者涵盖人口数据、人际网路、个人嗜好、流览的网页记录等。这一判断时至今日依然基本成立,本文借用此框架,引入当前研究的新进展与新发现,许多成果实际上证实、补充和丰富了这一理论。

  Ritzer 与 Jurgenson(2010)认为,作为生产者的用户虽然被赋予使用生产性资源的权力,但他们所产生的利润和价值,或潜在的利润和价值都归属公司。如吴鼎铭(2015a)对「公民记者」进行了研究,认为现有分析局限于「权力话语」的理论框架与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视角,总是乐观地认为「公民新闻」赋予了草根以发声的管道,大众民意得以获取媒介权力,实现自我表达,从而动摇了统治精英的合法性和稳定性。但其实质却是网路用户在网路商业意识形态的询唤之下,自觉自愿地加入「新闻群众外包」的劳动,成为廉价乃至免费「贡献」自身劳动成果的数位劳工,免去了雇佣成本与赚得盆满钵满的恰恰是这些新闻网站。传统商业媒体需要生产和制作免费内容作为诱饵吸引阅听人,在此基础上才能开展广告销售的任务,其内容生产劳动尚未被转嫁给阅听人,阅听人所做的仅仅是观看。在社交媒体时代,阅听人商品的建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平台媒体连内容都不需要自己来生产,免费的「饵」是由「鱼」自己制作的,它充分利用源源不断的 UGC,将自己的角色从生产者转化为连接者,将一部分用户生产的内容作为吸引另一部分用户的筹码(Gallant & Boone, 2011)。可以说,用户承担了原本传统媒体中编辑、记者等专业从业人员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再加上自身的观看剩余劳动,这三种劳动的价值现在都被平台无偿占有了。占有剩余劳动是资本的天性,但无偿占有必要劳动,亦可谓「返祖」回了前资本主义时代。这也是传统媒体溃不成军的原因之一它们依然在为内容生产的成本买单。

  除了生产原创性的「饵」,阅听人实际上还通过向自己和他人行销产品和服务来为媒介资本工作( Smythe, 1981)。一对一「参与式行销」的兴盛便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例子(Mitra, June 9, 2008),其依赖于社交媒体将 UGC 直接纳入行销的过程之中。黄炎宁(2016)称其为「粉丝劳动」,通过研究新浪微博上的杜蕾斯官方帐号,他发现,近几年迅速兴起的基于社交媒体的企业行销,同样不乏广大网路用户积极参与的身影。从转寄产品资讯给好友到通过社交媒体晒「美食」,不少用户乐此不疲,投入情感,收获满足,贡献自己的「文本生产力」(textual productivity)作为「数位经济创造价值的基础」,同时也主动配合传播新科技对于日常生活的殖民化,促成了「免费的时间日渐从属于消费的『劳动』」这一转化过程(Robins & Webster, 1999, p. 116)。蔡润芳(2018)发现,用户被卷入的实际上是社交媒体价值链的三个环节,即消费、生产和市场。因此,在 Web2.0 中还有另外两种隐秘的用户价值生产过程,其一是用户自己成为了「你媒介」(you media,也就是你自己成为了媒介),其二是建构和维护自己的社交网路所耗费的劳动,客观上为社交媒体省去了市场分析与调查的成本,促成了平台对「行销劳动」的集约型剥削过程以几乎为零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回报,在这个过程中,用户不仅生成了内容,还生成了传播管道(Fisher, 2015)。

  此外,Kücklich(2005)笔下的「玩工」(playbor)也有了新的变化,他的开创性研究指出,玩工的实质是在闲暇时间贡献具有创造性的玩耍活动,他们自发修改和创作的游戏内容成为了游戏产业价值和创新的重要源泉,极大降低了公司在研发和行销上的人力成本和其他费用。玩工为资本积累和增殖贡献了大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已经远超兴趣爱好的范畴。然而吴鼎铭(2015b)对中国的「金币农夫」和「电竞玩家」的研究发现,这种所谓的「玩乐」劳动既不休闲,也并不一定具有创造性,「金币农夫」依靠重复和枯燥的滑鼠点击换取游戏升级所需的虚拟钱币,并将这些钱币上交给他们的老板进行统一出售,从而获得金钱利益。近 200 万中国青少年被吸纳进这一高度市场化的领域之中,甚至以这种低廉的劳动形式谋生,用自己的「点击劳动」驱动网路游戏产业冉冉上升。而「电竞玩家」则依靠在比赛中获胜而赚取奖金,2017年,中国大陆涉足电竞的游戏劳工已超过 6000 万,其中能成为电竞比赛冠军并赚取高额奖金的仅寥寥数人,无数青少年废寝忘食、荒废学业,在这种致富的「迷思」中徒耗着自己的青春与健康。

  Fuchs(2012)强调,用户花费在脸书上的时间越多,其所生产的最终被售卖给广告客户的数据就越多。用户的线上时间如今都成为被监视的对象,并最终成为流量数据被售卖给广告商,即当下无论一种媒介如何声称自己是新媒介,如何改变了人类的联结方式,如何颠覆了既有的传播生态,它依然还是在依靠广告作为其经济基础,这一点与大众媒介大体无异,脸书、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都通过广告获取收益(McNamee, January 22, 2018)。用免费的「饵」将用户持续捆绑在平台上只是第一步,获取并基于用户数据售卖广告才是社交媒体的真正目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数据实际上已经成为平台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正如 Srnicek(August 30, 2017)所言,平台作为两个或更多群体互动的空间,事实上将成为数据的「钻井」。每一次私人线上互动都成为一个被平台捕获的资讯点,并且被输入某种演算法。不仅如此,可穿戴设备还将人们的身体数据源源不断地提供给数据收集者。Eskow(July 8, 2014)发现,大数据公司甚至追踪厌食症、药物滥用、暴食症、抑郁症、无家可归、不孕不育等用户资讯,收集的范围延伸到心理健康、性取向、投票倾向和许多其他行为,乃至个人滚动滑鼠速度和登入帐号频率的数据。

  借用 Thornhill(February 5, 2018)的话来形象地表达,网路用户就像 是 数 位 电 池 母 鸡 ( digital battery hens ) , 在 行 动 电 话 上 啄 食(pecking),为机器学习程式生成大量的数据集,以解决如何向自己行销广告商品的问题,而媒体竞争日益变成了一场尽可能长时间地吸引用户注意力的战斗。其背后的事实是,社交媒体的日常实践,构成了一个潜在的剩余劳动领域,随时可能被转化为剩余价值。李光锡(2017)也认为,因为企业现在要吸取青年休闲和玩耍的时间,他们在业余和尚未就业的时间等所做的「剩余活动」,就变成了制造另一种形态的市场价值的根据,青年们的网上游戏和自我表达为数据演算机器提供原料和能量,最后被它吞噬,成为数据工厂的「燃料」。因此使用社交媒体成为了一种「线上剩余劳动」。这种「制造成癮」的新媒体技术使人们不再受雇佣关系和上下班时间的限制,全天 24 小时都是生产价值的劳动时间。劳动不再受年龄、社会性别、学历、健康状况、岗位和技术工种的限制,只要拥有数位设备并保持「永远在线」,即可成为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主体(孔令全、黄再胜,2018),而新媒介平台并不支付使用者任何必要劳动的价值。蓝江(2018)的说法或许更为透彻,上网已经呈现出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一般」的特征,也即后来在其《资本论》中演化为抽象劳动的概念,流览网页、打游戏、网购、发布内容之间已经没有区别,因为它生产的是集体性的( collective)「一般数据」,它代表所有数据的抽象层面,每个人的数据已变得难分彼此,造成的「数据异化」(datafied alienation)甚至要比传统的劳动异化更为骇人,用户作为生产数据的劳动者,已经全然与自己的劳动成果相分离,甚至浑然不觉自己的数据已经被反过来诱导自己按照广告商和政客的意愿来消费和投票。

  如前所述,资本并不是「赤手空拳」地造成了当下的全部后果,而媒介技术本身也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引发一切变革,灵活用工关系的秘密不过是资本主义积累体制演变的结果,以及资本、国家、劳动力之间力量失衡条件下劳动力不断商品化的集中表现,而当前一切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提高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和资本进行加速积累的方法(王金秋,2017)。因此王行坤(2018)指出,传播新科技并非人们感到「时间紧迫」和被全面宰制的唯一元凶,症结在于数位技术如何被资本主义企业所利用,从而对劳动者进行更为「精细刻薄」的剥削。我们从中获得的启发则是,在媒介与劳动的关系中,从来都不只有两类变量,如媒介政治、媒介文学,而是资本技术劳动者的三角结构。

  Mosco( 2009/胡春阳、黄红宇、姚建华译, 2013,页 145)发现:「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抵制的强调日益普遍化,这就使以资本、支配企业和精英为中心的立场转向了女性主义和劳动研究」。在此,本文所使用的「未来」一词实际上具有双重意义,既指数位劳动者的未来,亦是数位劳动研究的未来。在积极对问题进行理论化并揭示其真相之后,学者们已经开始将研究聚焦于当前丰富多彩的「反向运动」(counter movement),这种反向运动包括夺回时间主权、削减工作时间、建设更民主的工作场所、争取更合理的工作日程和更人道的工作形式,以及获得更公正的劳动分配等。王行坤(2018,页 103)将其称为「当下数位资本主义时代的微观政治」。

  首先是对媒介化劳动的抗争。如德国大众公司规定,在工作时间之外不能向员工发送电子邮件(Wajcman, 2015),法国在 2017 年元旦通过法律,工人享有「断网权」(right to disconnect)等。人们借助制度化权力反抗「垄断资本主义无休闲」的命运,努力阻止资本试图通过传播新科技进一步延长工作时间、剥削绝对剩余价值的企图。针对媒体组织弹性雇佣蔓延的趋势,曹晋与曹茂(2017)则呼吁,国家应该扮演落实劳动法规的主角,通过宏观干预降低劳动力被商品化的程度,建立社会安全制度和保障体系,支持媒体集团为劳动者配备基本公正的工资制度、福利体系与考核指标。针对共享经济中的劳动,袁文全与徐新鹏(2018)提出:立法的基本宗旨要以现有劳动法律制度为基础,借鉴荷兰等国的经验,遵循「灵活安全性」(flexicurity)为原则的制度框架,探寻适应新型用工形态的劳工关系认定标准,建立科学、系统的劳动法律体系,其核心是「灵活就业正规化」和减缓工作的不稳定性,并提高其社会保障水准。近年来平台合作主义作为一种知识框架和运动已经在全球兴起,它的载体为合作拥有、民主管理的平台合作社,依赖于平台的所有者、用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拥有和管理。与现有的「公司性」平台不同,合作社的剥削程度较低,它通过确保平台的财务和社会价值在参与者之间传播,发展更为公平、公正的数位媒介经济。平台合作主义借鉴了同侪生产的理念,坚持「新的民主和经济参与」,目标是在公平的工作条件下实现更加多样化的数位劳动格局和完全分散式的非市场机制(Scholz, 2016)。

  其次是受宏观媒介化波及的初级产业与制造业。邱林川(2014,页122)认为,「网路是资本的场域、剥削劳工的场域,也是社会的场域、阶级形成和抵抗的场域」。富士康跳楼事件后发生了大量社会抗争。其中许多是在虚拟空间、网路论坛和部落格/博客中不仅有义愤填膺的评论,还有工人自发创作的诗歌、戏剧、交响乐和纪录片,甚至两岸三地 20 所高校的师生经由网路实现了跨域联合,组成了「两岸三地富士康调研组」,通过自己的调查报告迫使企业改善劳动状况。他认为这是新时代的「废奴运动」,这种运动也可能「采用新科技或新资源,创造新意义,建立新体系」(邱林川,2014,页 130)。可见,媒介作为资源和规则,影响和促进了「反身性的人类能动性」( reflexive human agency)」(施蒂格‧夏瓦、刘君、范伊馨,2015,页 59)。

  最后是对媒介劳动化的抵抗。面对媒介资本将人类的社交和传播能力置入资本积累陷阱的实质吸纳(real subsumption)过程(Manzerolle,2010),吴鼎铭(2015b)分析了几种抵抗形式:其一是另类媒体与数位公有地的建设,其二是「盗用」与「游击」式的抵抗,其三是「被遗忘权」的伸张,并上升至对「生命政治」剥削的抗争。针对人类上网活动已成为具有抽象劳动特征的一般数据生产过程,Arrieta Ibarra, Goff, Jimnez Hernndez, Lanier & Weyl(2017)提出要从作为资本的数据(Data as Capital)向作为劳动的数据(Data as Labor)的理论转型,数据是用户的财产,应使其所有者受益,公司有必要为人们的数据付费,并以此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培养具有「数位尊严」的文化。同样,合作化运动也波及了数据领域,2012 年,意大利合作社联合会(Legacoop)发佈了《合作公地》(Cooperative Commons)宣言,呼吁将合作社运动的经验教训用于控制线上数据。Morozov(December 4, 2016)则建议人们直接创建数据所有权合作社。2016 年,瑞士苏黎世出现了一家非营利性的线上合作社 Midata,其宗旨是成为会员医疗数据的交换平台。总而言之,未来的数位劳工研究应更多地关注这些替代性选择与非异化劳动的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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